由「topophilia (親地方性)」看人與自然的關係 080425

報告者：鄒睿怡
時間：2008/04/25

這禮拜迫在眉睫的是我的報告，分享一直停滯在原地打轉的Topophilia。從決定要針對Topophilia和段義孚做為切入「人與自然」的關係的角度後，從一開始的新奇興奮、模糊挫折、原地徘徊、走進來又走出去、到最近再回到Topophilia這整個過程，我花了將近一年在摸索，嘗試著要真正的看清楚段義孚到底想說什麼，原典的文本是英文，這是一個最低門檻的障礙，這已經慢慢的不再是最主要的問題了，因為即便我瞭解了段義孚在某個章節要討論的問題、要表達的想法是什麼，我卻總感到巨大的模糊和不確定感，真的就是這樣嗎？我對於他使用的字眼的想像，一定和他自己對同一個字眼的想像有所不同，這個問題要如何超越？如何退到一個地方看他，而可以看清他如此書寫的背後因為？而他用生命延展表現的所言所論，和我的生命、和所有人類的生命、和整個地上的所有生命關係又是如何？我想要藉段義孚的視角看到什麼？對於他的想法我自己又是怎麼想的？

我費了許多時間問自己段義孚提出的問題並思想反省他的看見，而在Topophilia中，段義孚在序言中即明白點出此書以「世界觀」為核心反省的概念，世界觀是概念化的經驗，一部份是個人的，大部分是社會的。它是一種態度或信仰的系統。在此，他是藉由「已然生活在世界中的人類文化現象」著手分析，從人的身體知覺世界的方式起始，個人的感官、心理的在生活世界中的對應姿態，再來進入社群的世界認識，文化與自然環境間的交相互動影響下的個人的經驗、態度、感知和世界觀，然後是環境與文化對於親地方性的影響和作用，地景和宇宙對人的意義，理想國家與超越界的象徵，物理環境與城市的生活方式。

由段義孚的現象分析來看，人和自然之間的關係不完全是受物理環境條件制約的，人和自然間不是物理性的「食物鏈」因果關係，而是一種精神性的關連。若以達爾文的演化論來談生物和環境的關係，我們總會說生物為「適應」環境而改變，也就是說，生物的型態、生活模式很大一部份是由環境決定的，姑且不論演化論的解釋能不能連生物不可剝奪的內在遺傳性都囊括在內，至少，當我們把眼光轉向生物的一種----人----他的型態和生活模式就常常不是被環境決定的，演化論要套用在人身上做解釋常常是徒勞的，舉最近身的例子，現代人不管生活在何處，只要他所身處的「城市」的生活水準是差不多的，他們的樣貌和生活形態不會差太多，例如：台北、北京、東京、倫敦、紐約、巴黎，在這些不同地理環境的大城市中寓居的人們，他們的生活模式雖然會有一些因文化傳統致成的多樣性，但是總的來說不會差太多，而即便他們是不同的人種，這件事也阻止不了全球化所帶來的均質化生活形態，在現代造成生活模式差異的往往不是物理環境，而是「文化」。環境予人「熟悉」或「陌生」感的差別，在於「文化」的作用，現代人即便出國旅遊，在一定水準的大城市中只要略通當地語言，他就感覺「熟悉」感多於「陌生」感，建築物的外貌即便和自己家鄉不同但總感覺得到一種類似性；建物內部的各種設置也往往是大同小異；交通規則、律法規約不會有太大的差別，而當地的風俗傳統造成的慣習差異（飲食的、建物的、穿著打扮的、語言的……等等），往往讓人感覺「新鮮」而不是「陌生」，在不同文化中，人會下這樣的評語「原來也可以這樣吃/穿/住/說……」，對於異文化在人類文化通性上展現的可能性感到新鮮驚奇，而不是完全的陌生、不知所謂。

但是人在「自然」中會感到「陌生」和不安，因為那是個非人的世界，自然中的毛蟲、毒蛇、蜜蜂、熊、狼常常會被人視為「威脅」是有道理的，因為「陌生」，人無法掌握自然物的動向和意欲，人不知道動物在想什麼？人不知道動物到底想做什麼？因此在看到自然中人以為「兇殘」的食肉畫面，人不可免的將之聯想到己身，從而感到自己牽連在這樣被吃的關係的中可能性。近代勉強藉生物科學之助，透過科學隱喻式的語言，人好像瞭解了自然卻也不是那麼清楚，從諸多自然經驗就知道，人在自然中常常不是無憂無慮的暢行漫遊，而是戰戰兢兢地一下怕跌倒、一下怕毒蟲毒蛇咬人、一下擔心下雨、一下擔心土石流。我們和自然的關係不是想當然爾的那麼素樸而「自然」，人和自然的關係更多是需要思考釐清並意志維繫的。

「Topophilia」我不再把它翻譯做「地方之愛」而是翻譯成「親地方性」，因為我們的「愛」不會那麼自然地湧現，對寓居之地反而多是熟悉親切之情，而熟悉親切還不是「愛」，「愛」意味著意志的堅持，「愛」是應然固守的義務和責任。段義孚在Topophilia中處裡的是一種地方熟悉感的發生因為，從此我們或許能窺見人寓居世界的通性樣貌，並嘗試著去看見這種寓居世界方式的本質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