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自然農法中的傳統知識再現－對於傳統與科技、自然與效率的想像和討論

這是一篇從一位自然農法實行者的經驗與理念所延伸開展出來的、對傳統與科技、自然與效率等概念的思考與討論。文章內容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部份，前半部為概要性地介紹自然農法實行者－羅慶郎（Taru．Behuy）一路學習與成長的過程；後半部則就他對自然農法 的想法與心得，做更進一步的概念上的討論。

前言

在一般的理解與想像裡，「傳統（tradition）」它可能意味著一種靜止的、凝結的狀態，甚至在某些時候，我們是很容易將它與「現代」給對立起來的。而當「傳統」被我們視為是處於「現代」的對立面時，它一度也被給予了一種「阻擾人類進步、發展」的負面評價。但時至今日，當人們開始反省科技文明所帶來的種種問題，以及反省我們對於弱勢族群、文化的忽視與文化多樣性的喪失時，我們又會開始給予「傳統」許多富有意義的正面評價與美好想像，於是傳統是應該被珍視、被保存的。

但「傳統」就真的是一個靜止的概念嗎？傳統真的與現代對立嗎？回到「傳統」的字源裡，我們會發現傳統主要是「給出、傳遞」的意思，它不但不是「固著、靜止」，它反而是一個動態的、「在進展中的過程」（註1），於是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傳統不只與「過去」有關，它也包含著「現代」，傳統並非永遠植基於過去，傳統除了可能是為了回應新的狀況的一種發明（註2），傳統也可能會以一種看似現代的面貌－甚至讓我們心生懷疑它還算不算是傳統－而展現出來。

■羅慶郎在台中東海大學旁的東海和平咖啡館，分享他投入自然農法的甘苦過程。

而這樣的對於「傳統」概念的挑戰，即展現在一場關於泰雅族傳統知識與自然農法的座談會內容裡。這是由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所主辦的「當現代遇到傳統－原住民 傳統知識的再現」系列活動，活動中請到了新竹縣尖石鄉石磊部落的泰雅族自然農法實行者羅慶郎（Taru．Behuy），來分享他的農業經驗。在這樣的分享裡，它不僅僅是讓我們看到一位從事農業的原住民努力學習與追求的心路歷程，它其實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契機，讓聽眾們能夠試著重新思考傳統與現代、科技文明 與自然保護之間的關係。

心路歷程：從慣行農業到有機農業

羅慶郎在很年輕的時候，曾經做過為台灣電力公司拉電線的工作，之後又到市區開計程車營生，但因為常常迷路、徒然浪費汽油，遂轉而尋找能夠獨立自主、又不用看 別人臉色吃飯的工作。於是他從種植香菇做起，但想起當時為了要培育香菇而砍伐國有林班地的樹木，讓現在的他覺得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種植香菇曾一度是原住 民維持生計的重要產業，但在 1980年代政府開放香菇進口的政策衝擊下，原住民的香菇產業受到非常嚴重的打擊，羅慶郎也因此轉作青椒。在種植青椒的過程中，曾經因為颱風侵襲使得青椒損失五分之四，但卻也因為颱風造成青椒價格大漲，替他賺進了二十多萬，最後是因為山區道路中斷才沒有辦法再繼續對外販售。

而這正反映出了慣行農業的一種特質，便是在經濟利益驅使下偏好進行大面積的種植，其優勢在於價錢好的時候，能大賺一筆；劣勢則在於價錢不好時，連付出的本錢都無法回收。此外，農業對於化學產品的依賴，也造成了羅慶郎生命的重大轉折。羅慶郎與妻子因為小時候曾經見識長輩酗酒的問題，於是便決心不喝酒，此外也無抽煙的習慣，即便如此，但他的妻子卻意外罹患了三種癌症，一度瀕臨死亡。那時候他才開始深刻地反省，並發現這是因為在實行農業的過程中、大量使用農藥所造成的惡果。

■2008年春天，美國加州的民眾抗議政府為控制蘋果淡褐捲葉蛾（Epiphyas postvittana）所進行的大規模噴灑農藥行為。Photo by Chance Gardener on Flickr.com

他提到過去許多從事農業的原住民因為缺乏知識，噴藥噴得很兇，才40多歲就肝硬化去世的案例不勝枚舉；但平地人則很聰明，他們上山租用原住民的地種植作物，但只有在噴灑農藥時，才會臨時雇用當地的原住民或其他居民來噴藥，讓原住民深受農藥之害。此外，又因為消費者普遍喜愛外表漂亮的蔬菜，於是在慣行農業思惟 底下的農民，更覺得需要使用農藥。甚至只要是價錢好，為了賺錢，農民會連剛噴過藥的菜都急著拿去賣，這種惡性循環不但傷害了消費者，也讓農民陷入生命與健 康的重重危機之中。

就在這個時候，羅慶郎開始思考農業的出路，他發誓再也不碰化學的東西，並轉而去請教泰雅族的長者有關農業上的知識，也開始認識有機農業。他曾經請教長者如何製作堆肥，但長者卻反問他「過去養牛的牛舍是拿來做什麼的呢？」，其實牛舍除了是要讓牛可以有個遮風避雨的休息處外，更重要的功能是要收集牛糞－堆肥，而過去的人都直接將牛糞放在田裡，但羅慶郎因為沒有牛，於是便購買雞糞來做堆肥，而當時養雞是比較少使用抗生素的， 於是雞糞也比較乾淨，適合拿來製作堆肥。

但即便得到了長者的啟發，苦於知識不足的羅慶郎還是面臨著相當大的困難，他曾經摸索了半年，還是 製作不出堆肥；他也曾經花了4年的時間，育苗才成功。時至今日，他之所以能夠非常快速地在3個星期裡就製造出可用的堆肥，並將方法分享給鄰居，其實也是經 歷了10年的苦心研究才獲致的。

而在這個反省與學習的過程中，他也回憶起從小跟父母上山進行游耕燒墾的經驗。過去長輩們會在燒墾之後有灰燼的地方種植南瓜或豆類，但後來才知道，原來燒過的地方會有微量的磷與鉀，所以作物能夠長得很好。但現在因為土地私有化與水土保持的重要，過去的游耕燒墾 就變得不可行了，於是他嘗試尋找現代的替代方案－以燒芝麻桿、菸草桿來製造作物所需要的磷與鉀。

此外，他也記取傳統農耕裡的智慧和教訓，去保留環境裡的許多微生物，甚至是營造出適合微生物生存的環境。對此，可以他在座談會上的兩個描述為例：首先，在種植蔬菜的方式上，過去他為了防止土壤水分散失或雜草生長，於是會覆蓋塑膠布在種菜的土堆上頭，但這樣的塑膠布卻會使得土壤的溫度升高－當外面溫度37度時，塑膠布內可達42度，以致於有益於作物的微生物將難以生存，於是後來他改用稻草或芒草作為覆蓋，來改善微生物的生長環境。其次，他雖然過去曾經很討厭「草」，但後來才逐漸知道草的重要性，而 他認為，草的微妙之一即在於可以反應當地的微生物，以致於我們可以透過草來理解一塊土地的狀況。

而當從事有機農業的羅慶郎開始認識自然農法之後，他更覺得自然農法的概念即是泰雅族的傳統，因為它不但是在追求人的健康，也是在追求整個生態環境的健康。

與自然農法的接觸與實踐

羅慶郎認識自然農法的契機，是來自一位在台灣宣教的韓國牧師。透過這位牧師的介紹，他得以在去年9月前往韓國濟州島觀摩自然農法，並驚訝於韓國在自然農法技 術上的先進：不但橘子的採收期長達11個月，並且在實行自然農法的農場裡，完全沒有任何臭味與蒼蠅，環境十分乾淨，養了兩千隻雞的養雞場，更同樣地一點臭 味也沒有。而這是結合了通風的空間設計、乾溼度控制、飼料的改善與微生物利用等等技術才得以實現的。

除此之外，韓國的自然農法大量使用自 然素材作為堆肥、營養劑的技術，也讓牲畜與作物的生長情況非常良好。並且他們會按照不同植物的不同生長速度，來進行有效率的種植，再加上營養的補充，使得他們的土地是不需要休息的、可以一直進行生產。此外，他們也任憑將耕未耕的土地長滿了草，因為草有避免陽光過度曝曬土地的保護功能。這在在都顯現了他們對 於自然環境的用心觀察與理解，而這樣的理解，也反映在豐碩的收穫上。

在經歷過這樣的觀摩後，羅慶郎開始期許自己能夠在兩年之內趕上韓國的技術。他除了保留農場四周可以防風的草叢、可以調節溫度與維護水土保持的樹木外，也不假外求地著手進行肥料與營養劑的製作。他的營養劑不但使用了許多漢方素材，甚至在提供作物養分外，連人都可以飲用，並對身體健康有正面的助益。而也正是因為他所採取的自然農法非常安全、過程中不會有化學產品殘留，所以他可 以很放心地讓孫子們在田裡跑跑跳跳，而一家二十幾口人，也都投入了農業的工作。

對於羅慶郎來說，自然農法的實踐，不但是在追求消費者、農人與自然環境的健康，它其實也是泰雅族傳統知識的回歸與再現－讓務農的他不但回到了自然的方法裡，也回到了祖先的方法裡。

「傳統－科技」、「自然－效率」：在想像與理解上的困難

然而，就當羅慶郎在座談會裡非常熱情地分享著自己在農業技術上的鑽研與掌握，強調著自然農法的生產「效率」時，這其實正考驗著許多人對於「自然農法」與「傳統」的想像和理解。說穿了，那其實是對於科學技術與效率的一種不適應，而這種不適應其實是有來由的，那是在英國現代哲學之父－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提出人類應當控制自然、利用自然，並儘可能地讓自然展現出其價值－即自然的「經濟價值」後，便種下了現代科學「利用自然」的陰影。

但培根這種「為了人類帝國的興盛而須盡可能地邁向自然世界開疆闢土」的想法（註3）之所以在往後得到極成功的實踐，必須要結合著啟蒙運動所高舉的理性力量與人類地位來進行理解。在這運動中所生成的、影響人類至今的科學主義，不但讓上帝與精靈在笛卡爾式的懷疑裡消失，也讓所有的生物、自然、宇宙成為一部對照著工業革命時代的、沒有靈魂也沒有情感的精密機器（註4），並且人類可以也應該對這部機器加以改造、並增進它的效率。

繼承了培根這部份想法的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在他的著名文章〈自然〉裡如此表白他所理解的現實：「自然服侍人類，不只供應物料，也襄助了人世的過程及成果。自然的每一部份皆無盡地附和人們的利益」（註5）又說：「自然中的事物，沒有只用過一次後便耗用盡棄的。每件事物在盡了最高的用處之後，又是嶄新的東西，…我們的心志必須更熟悉使用萬物的信條－物件唯有在被運用的時候，才是好的」（註6）。

■廣島和平紀念公園。Photo by oliptang on Flickr.com

後來的故事是我們所熟悉的，人類挾帶著科學技術向地球的各個角落挺進，大規模開墾所導致的沙塵暴、大規模撲殺動物所造成的物種滅絕、大量使用農藥與殺蟲劑除了導致自然奄奄一息，也戕害了人類的生命健康。

在台灣，森林砍伐、山區平地大量開發造就今日危脆國土；工業不分傳統產業或高科技皆發生許多嚴重污染案例；各式各樣的新穎技術不但無能挽回資源的枯竭、生存 環境的破敗，它甚至還直接或間接地促成慘劇。回顧約莫一百年來、伴隨著科技文明而來的種種問題，我們或許可以1945年、人類史上的重大發明與象徵為例－ 當原子彈試爆成功後，它所帶給當時人們的心理印象，並不是一座「人類科技的里程碑」，而是一個「人類將要自取滅亡的、活生生的象徵」。

於是我們將不難理解為何近代的環境保護運動對於「科學技術」總有一種不適應、排斥，甚至是敵視。而也很可能正是在這種氣氛裡，我們會重新找回並肯認「傳統」 與一種「嘗試以樸拙的、不講求效率而講求健康、追求與自然共存的生存模式」的價值；我們很可能放大了傳統與自然農法、有機農法裡頭「不以技術與效率為優先」的特質，以致於當羅慶郎信心滿滿地在跟我們分享他能夠在多短的時間內製作出堆肥與營養劑、他的生產是多麼有效率、甚至土地也可以不需要休息時，我們可 能會遭遇到這種想像與理解上的困難。

傳統的意涵、回歸與再討論

那麼，再讓我們回到文章開頭時所談到的「傳統」的意涵吧，作為一段「在進展中的過程」，何以今日所實踐的泰雅族傳統，就非得扮演著刻苦仿古的角色－彷彿唯有 如此才能證明原住民族與自然和諧共處－而不能把握住核心概念並與日俱進呢？創新的傳統不也是傳統的一部份嗎？同樣地，在某些對於有機農法與自然農法的想像裡，為什麼這樣的農作就必定得耗費心力卻得不到對等的收穫－彷彿唯有如此才能證明人類對自然的讓步－而不能以卓越的技術來合理地獲得最大利益呢？

■在Walden湖畔重建的梭羅小屋與紀念雕像。Photo by psd on Flickr.com

自然的經濟性

西方世界－至少是從18世紀以來，對於「自然」與「效率」這兩者之間常常是劃上等號的，19世紀的美國文學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即在晚年的森林樹木演替研究裡，提出我們若想要有「質高量佳」的來自自然的收穫，則應當把最有智慧與經驗的種植者－自然當成老師，並讓人類的作為得以跟上自然的節奏與規則（註7）。

而在梭羅的想法裡，這樣的順從自然，可以早期的、具有豐富的自然生活經驗與知識的美洲印第安人為例，他認為印第安人是－如他理想中的那樣－與自然環境合而為一的，他們與自然是「生命裡的生命」的關係（註8）。於是，「追求效率」其實與「尊重自然」不但不相衝突，甚至大自然本身就是那麼地有效率，本來就存在著值得我們學習的「精打細算的經濟管理」（註9）。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海克爾（Ernst Haeckel，1834～1919）在1866年發明「生態學（Ecology）」這個字彙時，其實就已帶著經濟學（Economy）的想像－這兩個字彙的共同字首「eco」源自希臘文的「oikos」，是家、家庭管理與維繫的意思，它不僅是代表著當時的人們對於造物主在自然中「精明與智慧的」（註10）、 「充滿效益的」安排的讚嘆；從一個進步的角度來看，它其實也提示著我們應試著向自然運作中所展現出來的高度經濟性學習。事實上，若從自然世界反觀人類社會，我們會發現歷來人類科學技術的運作並不如我們所希望的、是在追求一種「整體觀點底下的效率」與「共同利益」，它們反倒是在競逐「個人利益」的過程中，造就了太多的浪費、不均與副作用；它們其實是那麼地沒有效率，並犧牲了他人的權益與自然環境。

對於人類中心主義的反省

至於在「技術」上，我們也可以從梭羅對其真實生活的看法和實踐作為切入。梭羅的知名作品《湖濱散記》的社會背景，即是美國在邁向工業文明過程中、社會面臨劇 烈變化的年代，身處於這個年代的他，見識到了人類的大量擴張與自然環境所遭受到的大面積破壞，也目睹了各種科技產物的發明。《湖濱散記》的內容即道出了當 時在這種科技文明勃發氛圍底下的人類所面臨的尷尬與不相稱，而他也用了許多篇幅，來說明與規勸人類為什麼應該要過一種簡樸踏實的生活：「文明改善了住屋，卻未能改善住在屋子裡頭的人。…文明人所追求的東西如果不比野蠻人來得有價值，如果花了大半輩子只為了滿足粗俗的需要和舒適，那何勞住得比野蠻人好呢?」（註11），又說「千百種的『現代化改進設施』也是這樣，讓人產生不實的幻覺，實則那些進步並非都是正面的。…我們習慣去發明看起來很炫的小玩意，結果分散了我們對嚴肅事務的注意力。這些發明改善了方法，可是目標並未改善」（註12）。

但在這些描述裡，與其說梭羅是在抵抗文明與技術，倒不如說他所關注的並非是這兩者，而是更看重新時代的人們如何自我反省與提升。於是，當其前輩愛默生在保護 自然資源的議題上，仍是以一種在今日依然常見的「資源匱乏危機」與「如果人類不做出改變與努力，人類的權益就會受損」等等著重於人類利益的論調來提出呼籲時，梭羅在其身體與心靈上都走得更遠－準確的說，應該是向後退得更遠，以致於人類能夠以自我反省與反思、降低慾望、自我克制等方式，加上對於自然的觀察、欣賞與尊敬，為人與自然之間創造出一種和諧共存的可能。梭羅的取向其實正提醒著我們所應該反省的不該在於「技術」與「效率」，而是在兩者背後扮演著操縱角 色的人觀與自然觀－這即是在探問：人類究竟應該用什麼樣的觀念與態度身處於自然之中？

結語

在過去的某些論述裡，我們都太輕易地把科學技術和對效率的追求給妖魔化了，以致於我們要不是會轉而對「原始」與「被禁錮在過去某段時空裡的傳統」心生嚮往，就是會模糊了我們真正該檢討的對象－人類中心主義。假若我們不是那麼偏狹地看，我們會發現科技其實大大地展現了人類的創意與美感，我們不可否認許多科技的發展是在追求一種美好的境界－它同時也可能是在追求一個與自然和諧共存的世界。但是，人類那「以自我為中心」、「以個人為中心」的習慣與信仰，卻常常會引導著科技朝向惡的方面發展。

於是，或許真正會困擾我們的，不是我們對於「傳統」或「自然農法」的理解，而是我們對於科技與效率的誤解。科技是人性－包括好的或壞的一面－的展現，我們無法否認科技背後其實富含著我們對於幸福的想像與盼望，科技不該總是被末日恐懼或環境原始主義渲染成為冷酷無情的、是將要來毀滅人類的「終結者」。反之，科學技術與對效率的追求其實已然為我們指出了一條小徑，讓我們－無論是延續著傳統的步伐，或是進行對自然友善 的農法實踐－都得以走在敬畏自然、領受這一切白白恩賜的路上，甚至，能幫助我們走得更好。


註1：劉建基（譯）（2003）。Raymond Williams著。傳統（tradition）。載於關鍵詞（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頁404-405）。台北市：巨流。
註2： Tradition. (1993). In Bloomsbury Guide to Human Thought. Retrieved May 30, 2008, from http://www.credoreference.com/entry/344880
註3：侯文蕙（譯）（2007）。Donald Worster著。自然的經濟體系－生態思想史（Nature's Economy-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頁51）。北京：商務印書館。
註4：同註3，頁62。
註5：林淑貞（譯）（1999）。Ralph waldo Emerson著。自然（Nature）。載於細說生命華采－愛默生自然文選（頁6）。台北市：張老師出版社。
註6：同註5，頁15。
註7：同註3，頁96～98。
註8：同註3，頁126。
註9：繆哲（譯）（2002）。Gilbert White著。賽耳彭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頁81）。廣州：花城出版社。
註10：同註9，頁28。
註11：沈漠（譯）（2004）。Henry David Thoreau著。湖濱散記（Walden）（頁39）。台北市：語言工場。
註12：同註11，頁58。

（本文同步刊登於oikos-taiwan部落格、le petit séminaire部落格，另刊登於peopo公民新聞平台、小地方台灣社區新聞網）

「權力-公義-愛」如何可能?

一個「人」，擁有權力甚至擁有絕對主權時，我們很難聯想或相信他-她-它同時是行事符合公義及深具愛心的一個人。對這樣一個「人」的認識，從現實經驗上，「他-她-它」不是且「你」不是，最主要的是「我」不是。無可避免地從自我出發的認識，認識到「自我」不是，也懷疑、猜忌甚至根本地不相信有這種可能性存在，即使在邏輯上並不矛盾。對「權力-公義-愛」合一的懷疑、猜忌甚至是不相信，不在其「可能性」，而在「人」，更是對「自我」。

是的，從自我出發的認識，認識到自我根本的敗壞和軟弱，認識到人根本的敗壞和軟弱（即使常是剛強），而認為「可能性」不具可能性，這對「可能性」的否定，就是「死亡」——沒有「可能性」在現世介入，我的現世已畫下句點，就只能是這樣，說絕了。然而，這「可能性」不矛盾而且合理甚至應該，就像我們會去期望自己及任何一個人行事符合公義或深具愛心也各自想擁有權力，而且認為應該如此。是的，這在在顯明我們對「可能性」是有盼望的，雖然兼具「權力-公義-愛」很難，別人未完成，自己做不到。

無庸置疑，現(世)(事)實上，「可能性」是零，而「零」正是個起點，終點在所盼望達到的可能性「那裡」——那裡才有盼望，這裡只能絕望。有盼望，憑著盼望，受盼望引領，走向盼望，到盼望「那裡」。在消極上，這提醒著我們，當擁有權力時，須謹記勿失去兼顧公義及愛的原則，即使是發言權，甚至是對絕對威權的抗辯權。

申冤不必在我，「絕對公義」絕對伸張絕對公義；愛，是對愛最好的回應，也是對不愛的最好回應；這都在一個絕對主權下被保障。而我能有恩慈地恆久忍耐？或應該說，我對所盼望的有信心？我可以有自己的意思，也可以不自然地捨棄自己的意思；我可以選擇滿足自己的意志，也可以選擇苦難地贏得「他者」的喜悅；我選擇什麼？不，我順從什麼？

也許是補充也是回應：為什麼不能吃狗？－從兩篇故事而來的延伸討論

我在自己的Blog上寫了一篇文章：〈為什麼不能吃狗？－從兩篇故事而來的延伸討論〉，或許可以作為我對怡嬋這次讀書會報告的一個補充。

這篇文章主要是藉由藤子．F．不二雄的漫畫內容，來試著進行一些討論，當然，這樣的討論是不夠深刻的，但或許可以一併拿來思考人為什麼可以吃肉╱不可以吃肉這個問題，以及只憑藉著科學來進行判斷，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即便文章難看，但漫畫是有趣的，在此再次推薦大家可以來好好品嚐藤子．F．不二雄的《異色短篇集》。

「topophilia」080425報告的引言

這個引言佔了今天討論的大部分，反而忽略了書中的內容。我必須承認我真的是個看書很慢的人，想一個觀念想不通我會一直想，甚至放下原本的閱讀進度轉而去尋求相關這個概念的協助，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沒有基礎的關係？而我又太龜毛？應該還是老問題，不夠專注不夠入戲不夠認真......唉唉.....總之，對自己的牢騷要發，事情還是要做，我把整篇文章放上來，這之中有太多的不足和欠缺，請大家給我意見和指正吧!

從 Topophilia 而來的諸多看見和反省

世界觀的反省
現代的環境問題是如此的迫在眉睫，以致於人總是急啊，急著去「做」、急於去「行動」，但是，在行動以先，我們真的清楚我們具之以行動的思想和信念到底是什麼嗎？

來生態所，我急欲釐清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到底是什麼樣子？就我四年（其實是五年）的生物系訓練，我的思考模式不脫以演化論為基調所建構出來的態系自然觀，「物物相關」、「人是自然的一部份、生態系統的一份子」、「人是由生物演化的一個環節，人不過是一種生物」，這些「人與自然的關係」的（未經檢驗的）理論想像/觀點看似中性無礙，至少在生物學的學術領域內使用這樣的關連想像至少是正常的，生物學家也確實不可免的以這樣的自然想像為他們世界觀的基本調性，這在許多當代的知名生物學家身上如E. O. Wilson身上明明的看見這樣的信念，（《知識大融通》中處理一切文化項目如宗教、道德規約、藝術美學、人文科學等等，Wilson都用一種演化論式的理論一以貫之的解釋之。）

但是當這樣的演化論式的世界觀透過科學至上的文化信念深深的暈染到時代氣氛與想像中，成為主流的世界觀或世界信念時，其實是一種未經反省的誤解。

世界觀（world view）
「世界觀是概念化的經驗，一部份是個人的，大部分是社會的。它是一種態度或信仰的系統。」這是段義孚在Topophilia的introduction中所提出的界定。

世界觀是如何形成？簡單來說，知覺（perception）是人作為一個「身體存有」認知世界的出發點，藉由感官自周遭世界撈取的「感官與料」（sense data），經由知性（understanding，藉用Immanuel Kant的觀念）條理系統化成「經驗知識」（empirical knowledge），進而將這些對於周遭世界(環境)的相關零散知識，再度聚焦集結，建構形塑出他的認識力所及的「世界理念」（idea of world）。

由於人的知覺建基於人的身體結構。而人的身體結構和其他生物如此地不同，因而所能感知到的世界也與其他生物差異甚大。因此，人有其不同於其他生物的獨特的知覺世界的方式。而如果世界觀由經驗知識組織而成，而經驗知識由感官知覺而來，而感官知覺由身體結構所決定，那麼世界觀即由身體所決定。因為身體結構是客觀的、既予的、固定的（即非人為建構的、發明的），因而世界觀似乎也應是客觀確定的。

但是我們會說：不是啊，世界觀明明每個人都不同，因為每個人所佔的角度所能見的不同，這樣子建構出來的世界觀會客觀確定嗎？確實，個人認識能力有限，認識角度也多所侷限，但是，這樣的多樣性不能被無限上綱到沒有客觀真理的存在。

世界觀的客觀性
因為，首先，我們身為一個身在生活世界中的人，總有一個實在的前理解：我們身在的世界是一種已然存在的狀態，用Merleau-Ponty的話來說「在我能對世界作任何分析之前，世界已經存在」，「世界」對我們來說，我們的身體對我們來說都不是隨我們自己的意思而存在的，世界、我的身體都是特定的已經是那樣的以一個形式存在，因而世界和我的身體所應對的關係聯繫雖然是一個個人的特殊狀況，但是，這種關係的特殊性總是放在更基礎的共通性上來說的，打個比方，我不能因為一張照片只能拍出一個時刻一個範圍內的真實，就說這種真實是片面而主觀的，不行，雖然照相機只能拍片段而片面的景色，但是，我們都很清楚，照相機的功能就是用底片如實記載那個片刻那個角度範圍內的實際光影成像，被攝像的對象也不因為這樣的片面擷取就失去其整體性，反而，因為這樣的片面瞬時擷取成為一個供人便於回顧檢視的記憶承載，看見照片召喚回憶的同時，原來的整體藉此再一次的被召出回憶，片面記錄也總是要放回時空歷史整體地去回顧才見其意義。

而再來，與其說每個人的世界觀都應該要是客觀的，不如說每個人在反省檢視自己的世界觀時總要認知到一點，我看到的只是客觀真實的一個面向，因而我恐怕無法堅持固執說我已經認識真理，而我僅僅能說的做對世界的認識保持開放的態度，透過和他者交流溝通，我的世界觀能被拓展和修正，或許我無法持有真理，但是我持有的是一種持續指向真理的世界觀。

世界觀的客觀性在於認識者身體的客觀結構和被的世界的客觀存在。而就如段義孚所說：所有人類憑藉著相似的器官，分享有共有的知覺，共有的世界。

人與世界的關係
人是如動物一般地棲居自然的存在世界中嗎？我們可以承認人確實是自然或說「世界」中的一份子，我們也可以承認「物物相關」的聯繫中，人卻實也脫離不了干係，但是，人存在世界的方式是如此的素樸嗎？如鳥在樹上銜枝築巢？如蝙蝠在洞穴頂倒掛而眠？連柏拉圖的洞穴理論中，人都可以這麼不自然的生火背銬而活，人的寓居世界有那麼自然嗎？人的「家」有那麼自然嗎？如若人的寓居世界不是那麼的「自然」，或者，說白一點，不是那麼的「生物學演化論式」，我們一直固執堅持這樣的對於人與自然的關係的想像恰當嗎？尤其當代生態危機重重，解決這些問題用「生物人」的觀點周延恰當嗎？

誠如段義孚所言「所有的人類活動，莫不是要讓人類覺得在自然中如棲居自家一般。」人的寓居世界或說人與世界的關係，並不是身體安居在自然世界的某一角那麼簡單。反而，人與自然的關係是透過世界觀在聯繫的，或許也如海德格所說「人安居在語言之中」（language is the home of being），人透過語言、文化「認識」世界、「理解」世界、也藉由這些知識構築在世界中的「家」----安居之所。

在Topophilia中，段義孚從分析人的知覺著手，由人的知覺能力開始探討世界觀甚而環境態度、價值如何被形塑，他鉅細靡遺、舉證歷歷地深究人對世界的知覺、認識、賦予意義、態度、價值觀，企圖整全地探究人觀看世界的方式，企圖由此建構一個有關生態問題、環境態度、價值態度較為完整的視野。在他的研究基礎上，或許我們可以有一個對人與世界的關係有一個中肯的反省的起點。

小seminar的新階段

這禮拜的小seminar其實是邁入了一個新階段，不同於上學期延續到這學期----共同閱讀《自然經濟體系》並且穿插各人分享研究進度----的讀書會形式，在結束《自然經濟體系》的閱讀後（雖然有點不是那麼的完整，但也頗差強人意的完成了一項任務），小seminar的基本成員做了一次正式的密商協議（？）決定將方式稍做調整，畢竟大家也開始漸漸感到時間上的壓力，並且要找到可以那麼共同相關、又不造成額外負擔的基礎閱讀書目也變得不是那麼容易（可見《自然經濟體系》對生態系的研究生來說是多麼必要而難得的基礎文本）。因應現實，小seminar的方式調整為主題式的分享，各週由不同人帶領分享其研究領域中緊叩「生態」這個關鍵詞的相關主題。

這樣的交流，其實也是恰巧應對於《自然經濟體系》閱讀後的一個延續討論，Worster在《自然經濟體系》的最後留下了一個惶惶惑惑的結尾，當被視為真理的科學對於「我們該如何在自然中自處」這件事也說不出個所以然時，當我們發現生態科學的理論背後其實不過是人類思維在當時代背景下聯想隱喻生發的產物，以「生態科學」理論為基礎思考的「生態學」其實應該往後退一步，細審「科學」視角的可能性範圍和侷限止於何處，生態問題、生態危機用這樣的眼光足夠解釋和解決嗎？至少對Worster這樣慣於以科學為真理標準的現代人來說已經開始感到混沌茫然，生活世界的準則安在？唯物實證式的眼光看不到的是什麼？

接下來的讀書會開放給各領域的主題帶領討論和分享，展開生態科學以外的眼光和視角，或許當我們換種角度、換個眼光看世界，更能夠看出「自然與人」之間最為細緻而真實的關係。

我們為什麼總是「急」於去做點什麼？(續「出遊討論暨三年生態所生活感想」)

「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裡火熱，常常服侍主」
（羅13 ：9，11）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你既如溫水，也不冷也不熱，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啟3：15-16）

我們在急什麼？啊，沒關係，改變要慢慢來，大家都有自己的事，不要強求。是這樣嗎？是這樣嗎？「大家都有自己的事要做，都有自己的生活要過」，但是，那是什麼樣的生活啊？那些在做的事什麼樣的事啊？我們的文化是信守真理侍奉真理的文化嗎？不是，我們都知道不是，我們都知道現實生活不是人過的，地上沒有正義、沒有和平，詭詐罪惡處處肆虐橫行無阻，環境被人的罪惡敗壞髒污無比......這是伏爾泰藉著«憨第德»中那個哲學家(？)所說「無可想像比之再好不過的、好的無比的世界」嗎？不是嘛！那我們怎麼能不急？

但是，我們真的認識真理了嗎？我們的認識足以告訴別人應該怎麼做了嗎？我們是不是要再思想清楚一點再說？或者，我們對思想與行動的對立還存在著誤解？思想什麼是真理不也是一種行動嗎？沒有清楚的思想真理，就沒有指向真理的行動。並且我們有認清我們的位置嗎？我們是研究生，是所謂的「學術研究者」，是所謂的「知識份子」，「思想」就是我們最重要的行動，要不然，恥言自己是個學術研究者、是個知識份子！知識份子的責任是什麼？他的位置讓他能夠認識到思想真理、追求真理的重要性，思想、追求真理就是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生命的責任和義務！如若連一個自由民主社會中的知識份子都只隨俗逐流的生活思想著大眾之思，那誰來思考？誰來反省？誰來釐清指出社會文化傳統中因襲的痼疾和罪惡？

確實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生活難處，但是，身為或意欲成為知識份子的我們真的認清我們的義務了嗎？進入學術領域到底是為了什麼？不要用社會現狀來搪塞我----大家都只是為了求一紙文憑而來----即便這是目前普羅的社會現象也不能否定進入學術領域成為一個知識份子的真正義務與責任，並且清醒明瞭的人也有義務提醒對此模糊不清的同儕，我們不只是被生活追著打的社會大眾，我們免不了生活壓力因為我們生活其中，但是既然身在「知識份子」的位置上，我們就對社會負有不同其他職業的另一種責任，我們必需要求自己嚴格的用生命思想追求真理，這是我們的天賦職業！

我們來生態所，因為我們看到社會中的不正義，我們冀望有所改變我們想要追求符合真理的正義，但是，堅持正義追求真理是要付代價的！要改變社會不是來這裡埋頭在學術窠臼裡製造論文就能夠改變社會，要改變社會就必須想的比普羅大眾更深刻、看的比周遭現狀更遼遠，並且，甩脫自己思想中一切不符真理的思想，包括我們習以為常的那些我們身處的社會教養給我們的一切，全部都要掏出來反省檢視，不符合真理的、該拋棄的罪惡一點都不能留，真理是怠慢不得的！想要為自己留下一些慣習常常也會不自覺的順手挽留了隱藏其中的罪惡，許多我們習以為常的不感到不對勁的，雖然看似無害卻常常因為它的中性表象造成的罪惡反而更大。

就好比「沒關係」是許多人在為自己開脫良心譴責的的遁詞，但是說「沒關係」真的就「沒關係」嗎？「沒關係」常常是漫不經心、不負責任的卸責之詞，在馬路上亂丟垃圾，「沒關係，會有人清掃」；掃墓燒金紙連塑膠袋都一起燒，「沒關係，我只有今天燒塑膠，又不是天天燒，不會污染」；說話口無遮攔，「沒關係，我有口無心，對方應該知道」；半夜在馬路上闖紅燈，「沒關係，反正沒車也沒警察」。真的沒關係嗎？我們太習慣「沒關係」、太習慣漫不經心、太習慣便宜行事。

殊不知，說「沒關係」只是說出我們對事情前因後果「關係」的無知，說「沒關係」只是表現我們的對生活世界的冷漠和置身事外。

我們能對真理說「沒關係，等有空有閒有錢了再來追求」嗎？不，並不能，真理不是跟我們沒關係。在現世世界罪惡敝光的漫漫長夜裡，真理總是一瞬即逝的啟明，如果我們在某一瞬間看到了也認出那是我們所期待的真理之光，那我們還會待在原地不動作嗎？並且如果我們看到了，也信那是真理之光了，我們能不教人也去信也去追求嗎？除非我們信不夠也愛不夠！我們對真理不夠信以致於我們以為對人傳述真理是無謂之工，我們不夠愛真理也不夠愛人以致於我們以為對他們述說真理無意義。確實我們對於真理一定會有言說上的限制，但是如若我們的信心夠愛心也夠，我們的行為也就已經是最好的對真理的註腳，而言說不過是傳述真理的一種方式，並且盡心盡力去信去愛去力行真理是我們作為人的根本義務，只有火能點燃火，最終能夠在他人心中點燃真理的仍是真理自身。

我們該不該急？該不該疾惡如仇？該不該付出生命心裡火熱的信仰和追求真理？應該！世界已然因人敗壞，世界已被罪惡挾制綑綁，我們的生活世界、傳統文化----甚至包括我們自己----無一不是種種罪惡的具現之所，我們倘若認知到這一點，我們怎麼能不急？現世裡已然隱伏太多罪惡，我們絕對「不可給魔鬼留地步」（弗4 ：27）。

真理讓步不得！

<讀書會>東海書苑討論心得

文╱怡嬋

親愛的諸位， 由於昨晚熱烈討論的火焰持續延燒，返校後並未能立即就眠，幾隻貢德氏的陪伴中，思緒的跳躍彷彿深夜裡不斷從罅隙中竄出的精靈，斗室中飄過的諸多想法，我姑且釐清並將它分為三部分來敘說。

其一，關於在東海書苑的討論，我必需要說，這是第一次讓我深刻感受小se的物理環境之於討論者的重要性，記得嗎？我似乎不止一次埋怨430空間的「遼闊」，加上投影機發出的微弱運轉聲，都讓我宛如置身在操場聽司令台講話的感覺。這樣說，當然不能為自己口才的愚拙開脫，更不是為自己常常沒讀書以致難以進入討論而作為遁辭。我只是覺得，一個討論的空間真的足已影響討論者的心理，就如同一位教師會特意為學生營造恰當的學習空間一般，而特殊功能的溝通環境─如輔導室－也必定提供較為cozy的氣氛拉近溝通雙方的距離，以便更能接近彼此的心靈。

當然，我也明白這個較公開的教室可以不致有小圈圈錯覺的顧慮，但是，我其實覺得小se目前的問題似乎不是在怕被解讀為小圈圈，（藉由睿怡定期的發通知，資訊的公開與正當性，都展現了小se敞開大門的意願）而是藉由我們的思想所激盪出來的東西能不能為人所認同，進而吸引更多同學一起加入激盪思想的行列。

而上述的想法，可能是因為自己常常是重視感覺的人，但重視感覺並不會妨礙我的理性。若以一個教學者而言，我深知教學環境的重要，但這不意味著看輕其他一樣重要的教學因素。當然，在現實的條件下，如果很難再找到更為恰當的環境，

或許這就成了自己必需要個別調整的地方。

其次，關於小se未來的發展，或許在討論的過程，我總是那個提出反向思考的人（欠扁小孩）。但是，在進行如何吸引更多人來的同時，我不免也會想：為什麼他們不來？我們的問題在哪？他們的問題在哪？我們的問題文勇已提了一些，

他們的問題，我則必需一個一個去揣想別人的狀況。除了我們所知的現實狀況，會不會有什麼我們看不見的心理狀況是我們所必需關心的呢？如果有，我們又如何知曉？如何真誠的引導別人來參與？ 我目前想到的是個別懇談的方式，但是，這也受限於時間與場地因素，在研二下的今天，同學們各忙各的狀況下，出現的時日那樣有限，出現的狀態那樣匆忙，

我真的也變得軟弱無力，何況自己也處於極大的壓力裡，更別說那個「為環境作什麼」的理想了。因而關於環境行動，目前也只能在生活上自我要求。 這樣說，僅僅忠實的呈現自己與許多同學的狀況，並不否定我們該要「為環境作什麼」的初衷與努力實踐的必要性。我相信這些困境若能釐清並協助解決，小se的成員才有增長的可能，為生態所建立作為環境行動的思想後盾的理想才可能實現。

第三，由於自己即將返校就職，對於這個充滿情感的生態所，不免產生不捨之情。離開之後，當我渴望尋求環境思想的討論與養分時，老師們想必仍然願意提供，但是，同儕在哪？小se安在？

基於這樣的想法，除了為小se能永續發展而努力，我也希望能把小se的成員上溯至已畢業的學長姐們。就我所認識的學長中，有許多人已經具體展現生態所這種「為環境作什麼」的理想了，他們實際參與環境行動的歷程，相信可以為小se的討論多一點環境思想與實踐的結合，而我也曾聽過畢業的學長曾分析過，

生態所向來欠缺一種學長姐與學弟妹間經驗傳承的精神，甚為可惜。因此，這些早期的學長姐，我們可不可能挖他們回來一起參與小se呢？如果可行，後續的作法該如何呢？

最後，基於個別差異的關係，在討論的過程，有人說多有人說少，其實都不妨礙小se的基本精神與進行。我對昨晚那種踴躍發言以致變成急於發言或插嘴（包括我在內），彼此間的提醒與之後的改善都很歡喜，並且，受益良多。尤其我在別人身上看見自己所欠缺的能力或習慣，那是－「聽得清楚，想得快，說得緩。」

以上意見，請大家指教。

對於昨天出遊討論並這三年生態所生活的一點感想

「己之眾人，或眾人之己」----我是擁有普遍人性的自己，還是群眾中的一份子？

我們為何撞到現實的牆壁就碰熄了理想的熱情火花？

因為我們都是眾人之己，我們總是免不了礙於現實的種種障礙情狀，而把自己限縮為眾人中的一份子，信眾人所信，思眾人所思，感眾人所感，總是礙於社會現實不敢面對理想，我們總是被現實驚嚇，被生活壓力追著跑，但是實際上真的是這樣嗎？生活、現實壓力會不會是我們的卸責之詞？生活是生命的全部嗎？現實狀況就是真實嗎？我們確實是在世存有，但我們的生命並非僅僅只是現世生活，我們在世界中生活並非意味著我們僅侷於現實，我們確乎有許多現世限制，求生存、壓力處處具現、處處碰壁、走投無路，現世摩擦、壓力對人的生活來說在在是折磨耗損。但我們只是眾人之己嗎？我們只是世界中生活的一份子嗎？再換個方式說，我們只能隨著世界的文化的傳統的大眾潮流過日子嗎？我們的信念在在被身處的文化社會氛圍主宰，社會的氛圍給予人的生活信念是只為生存，並且讓人感到現實社會的求生不易，我們該因此被制約嗎？確實，現實社會現象處處都是高牆障礙，但那會不會僅僅是我們作為一個眾人之己的感受？或許現實的高牆、障礙不是真實，而只是作為眾人之己的意識將之感受成高牆和障礙？沒有錢或許沒有生活，但是沒有錢就沒有生命嗎？吃不飽穿不暖是一種痛苦的生活，但是吃不飽穿不暖就意味著沒有真實的生命嗎？梵谷一生只賣出一張畫，窮苦潦倒的生活甚至讓他變成一個精神病患，但是他的畫他的生命光輝永恆燦爛在歷史的黯翳中；貝多芬遭受的生活痛苦折磨，階級不平等的壓抑、作為一個音樂家卻喪失聽覺，他卻反過來扼著命運的咽喉留下更為華美的生命樂章。

是我們做為眾人之己的人太軟弱還是這些不甘作眾人之己的人太瘋狂？

堅持理想意味著個人的堅持，理想不是不願面對現實，而是活在現實中而不被現世所囿，貝多芬說他要扼住命運的咽喉實際上他就是扼住現實生活的咽喉，超越現實侷限去追求不可見的理想。堅持理想所要超越的現實是社會文化氛圍的現實，他要對抗反省的是一整個因襲的傳統文化的生活信念，他若要理想就不該流俗媚俗，甚至被世俗收買安逸沈湎於生活，他要在眾人之中警醒，他也要時時自我反省，堅持真正的生命真理、生命信念。羅曼.羅蘭就曾藉著他筆下的約翰.克利斯朵夫說過「我從世界的手中把自己搶過來！」

這種表現是特殊性的還是普遍性的？我要很誠實地說，我想了很久很久，我想不出我們有什麼理由把追求理想視為與己無關的特殊性的個人作為，反而它是普遍性的，人俱有之的普遍人性。理想不是離我們遠的、被額外灌輸的，理想是我們的個人義務，理想不是人自己想出來的、在己生命之外的某個東西，而是實在在人自己生命中的天賦義務，理想就是追求自己之生命的完美實現。人實際上是應當要做「己之眾人」，他既是自己，也擁有堅持真理的普遍人性，並且他也生活在眾人之中。因之，他應當持守生命啟明給他的真理信念，並以他的生命實踐真理信念，他的自我實現同時也是成就眾人的人性實現。真理必須先被自我認清為自己的義務，然後才有成為公眾之事的可能，因為唯有清楚認知到真理是自我義務的個人所形成的群眾，才有行公眾真理的可能。若不是每個個人皆以天下為己任，天下很自然地就成了人人分外之事的「公有財的悲劇」。

當我們說我們要追求在社會中實現環境保護的理想，實際上我們追求的不應先是如何教導推動社會去成就「保護環境」這個理想。而應該先是，我自己作為一個「人」，如何實踐對於環境保護的真正理解，也就是說「我要如何符合真理地在環境中做一個人？」而如若每個個人都認識這一點，大家共同來溝通討論真理為何？又該如何實踐？這許多的追求真理的「己之眾人」，才能真正成就一個意欲追求真理追求實現環境保護的社會大眾。

不該忽略的是，我們都在社會中長養，同樣長期燻染著身處社會文化的教養和引導，如若不先認識自身、不先明白自己的生命義務和真理，我們永遠都可能是循著原有的非真理的社會傳統的價值觀在生活。而現實就是現世世界不符合真理的並不是只有一小部分，而是大部分的現世世界都不符合真理的運作生活著，然而在這個已在的世界中，人該慶幸他總還有那麼一點自由意志可以選擇，我們要愛世界還是愛真理？做眾人之己還是己之眾人？

<讀書會>小seminar戶外活動心得隨手記

4月11日，小seminar的戶外（但其實還是在室內）活動選擇在書香瀰漫的東海書苑舉行，或許正受到這氣氛影響，以至於這樣的討論與閒聊不知不覺地就進行了將近五個小時…。

但可能更要感謝的是麗蓉為我們帶來了許多討論的契機，在討論、釐清問題、討論的過程中，其實正是在訓練我們進行思考、討論，甚至是溝通的能力。我們的討論（我僅能列出我記得的）包括了：哲學專論課程裡的「是否能夠做跨文化的道德批判？」；台灣教育對於歷史脈絡與培養理性討論能力的忽視；社會普遍用來評價教育的「這樣學習有沒有用」的「有用」裡，是否包含著「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人」（並在此特別註記睿怡很願意生養一個能夠影響後世的烈士，喔，這對很多人來說將會是難以跨越的障礙）；理性討論的重要性；自然科學思想脈絡、生態思想脈絡的重要性；以及在生態所裡所觀察到與經歷過的種種。

我想要為環境做些什麼

在最後的一個小時裡，當我們談到報考生態所的學生多少都有種「我想要為環境做些什麼」的想法，但這樣的熱忱與革命情感卻彷彿隨著時間消逝的現象時，我不是很嚴謹地認為這很可能是出於一種天真的想法：我們可能都會想要在這混亂的社會價值觀中擁抱正確的價值；我們可能都想要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人；我們可能都想在這短暫的人生裡做些什麼…。而陳老師的號召，其實正打動了這樣的期盼，但是為什麼它看起來並不持久？對此，我想借用之前在文章裡寫過的一段文字來說明：

「我難以忘記，陳玉峯老師在課堂上講到『很多人聽到台灣環境的問題，到最後都會有『感覺好無力喔』、『好無奈喔』‥‥等反應』，但是他的回應劈頭便是『不要臉』，因為他認為沒有為問題努力過的人，沒有資格說無力、無奈這種話，這三個字給人感覺是不留情面的，但卻也十分真實。」（超人怎麼還不來）

而其實我所想要連結的是：

「…我在這次全國教師生態研習營的演講說明裡寫道『時至今日、環境行動的取徑難以指數，直接如拉白布條、舉牌遊行、遊說民代、組織團體，甚至赤身裸體等等，間 接如訴諸選票、投書媒體、撰文呼籲、網路串連、攝影分享、自然觀察、綠色消費、以身作則、課堂題點等等，辦法千千萬萬種，差別也許在於：究竟台灣的環境問題是環保團體的事，還是我的事？是行有餘力的戶外活動，還是火燒自己厝頂的迫切危機？ 』」（超人怎麼還不來）

這樣的連結或許有點跳躍，而我所想表達的是，過去我們可能過於天真地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人、成為一個能為環境付出的人，但是，我們可能沒有意識到「要把環境問題當成自己的事情」是一件辛苦的事，是我們必須要放棄某些東西、甚至要招來某些痛苦才有可能做到的「付出」，那麼，我們願意付出、割捨、改變嗎？

我曾經在另一篇文章裡談到類似的東西：

「過去當自己在思考台灣的環境問題時，總不自覺地會將問題的源頭指向政府、財團，甚至是廣大人民的環境意識，但如今我漸漸明白環境問題在這個『自我』高張的年代將面臨的困難，而同樣的，與其說問題的核心在於我以外的他者，還不如說其實是在我自己身上。

…我開始回想，那些能夠對人們產生最直接影響的，往往不是知識而是實踐－即便這兩者在某些情況下難以切割。以我對陳玉峯老師的印象和認識為例，老師之所以能夠常在許多人的心裡，我想並不在於那累積了三十年的科學知識，甚至也不在於其超群的表達能力，反倒是其生命活動中所流露出的、數十年來一步一腳印的與山林共處並為環境發聲的點點滴滴。而邱錦和老師、文魯彬老師、郭鴻裕老師等前輩給予我的提醒中最鮮活者亦然，他們默默的生命比起宣講呼籲時的聲嘶力竭，其實更為洪亮深遠。

但回顧我們的生命經驗，要能在生活中遇見這樣的人、甚至有機會與他們相處一段時間－消除現代人常有的不相信╱難以置信與各種懷疑，其實都是非常難得的。而這種難得，也意謂著雖然我們可以寫很多和環境有關的文章、講很多大道理、引起許多人的討論與注意，但要在生命裡如實地實踐，卻像小時候下定決心要寫日記那樣常常碰壁…。」（58473分之1，未完待續）

特別是在生態所，我們很容易看到戮力為環境付出的人，而這些人似乎都為我們設下了「環保人士」的高門檻，這樣的壓力可能會讓我們退縮。

這就好像今日有種普遍的心理：當我們看到書讀得很多的人，雖然心裡有些羨慕，但我們並不會有想要讀得比他還多的想法－即便我們的心裡是很認同讀書的重要性。而我認為這其實正表現出：「我們可能很容易用『這有什麼好爭的呢？』作為我們懶惰的藉口」的一種毛病。

陳老師之前還有在上課時，就常常怨嘆怎麼沒有人發出十年之後要超越他的豪語，而稱現在的學生對知識都沒有熱情、野心爾爾。

說了這麼多，我其實是嘗試在表達我的猜想：那種「我想要為環境做些什麼」的熱忱的消退，其實是我們從「天真想像」出發，繼而「認清事實」後，被「自我」羈絆所導致的結果，於是我們可能會發現，原來「想要為環境做些什麼」並不是我的生涯規劃的前幾順位，甚至「拿到碩士學位」更在它之前，以致於，從某個角度來看，生態所也就變得和其他的「學位製造機」－某些研究所－沒有什麼不同了。

生態所為什麼值得珍惜，與小seminar的價值

這是令人痛心的，因為我一直認為生態所有其非常寶貴的價值，甚至這也成為了「為什麼我們需要有一個促進思想、討論與學習風氣的讀書會」的根本原因。我曾經和一位朋友討論到我所認為的生態所的價值，或許可以提供出來讓大家參考看看：

「…其實我想像中的能夠『整合思想、研究與行動＋教育、議題』的團體，其實就是像『靜宜生態所』這樣的單位，…當我慢慢在回顧台灣這二十多年來的環境事件時，就真的越來越感受到生態所這樣的組織，在台灣未來的環境運動中的必要與重要性。

例如，生態所的第一線就是『台灣生態學會』，負責行動，而所裡的自然科學領域－如植物、動物，與人文科學領域－如歷史、社會經濟與哲學，就是行動的後盾，老實說，我覺得這樣的設計真的很棒（你提到蠻野心足，文魯彬老師也有在靜宜大學部開環境法的課程），只是這樣的價值還等待被所裡所外的人認同…。

我不清楚某環保團體（此處消音）的組織架構與運作方式，只是就我目前的想像，我覺得如果環保團體能夠跟學術單位 / 教育單位有密切結合，能夠共同建立起某種合作與發展架構的話，其實資源是很可以互相流通的。反之，資源若沒有辦法有效的流通，或許可以文老師在面對環評案件時，常常要賣人情、不斷向許多專家學者請求協助的窘境為例，畢竟每個單位都很忙，要拜託『別人』可能會有緩不濟急的情況，所以我才會對『整合』有所期待。

至於在基礎資料與研究的累積部份，就可以由研究所的研究生來負責（這部份就可以節省很多人事費…，因為是當成研究），又因為學術研究其實是很具有自主性的，所以我覺得值得期待。關於這部份，我在附件裡附上了最近構思的我們研究室的未來研究架構，其用意就是在一個大架構之下進行學術資料的累積，然後也可以提供給任何有需要的人。」

正是因為生態所在我的心中有這樣重要的價值－甚至可以說，如果台灣的環境運動在未來要有什麼長進，它將會需要有更多類似的學術基地作為支持。

因此，我會由衷地期盼它能夠穩健地成長茁壯，它不該只是一個學位製造機，它也不應該就是如此而已。所以，要讓它成長，那麼作為學生的我們理應要讓它最重要的、最具生態學的顛覆性的、整合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特質在我們的討論與研究中被實踐。而我認為，小seminar正是這種實踐的其中一種。

討論需要時間，時間卻總嫌不夠

因為討論太踴躍的關係，所以到最後並沒有什麼時間來討論策略－如何讓更多同學一起來實踐生態所的價值、認同並參與小seminar的討論。於是，我將到目前為止所累積的一點想法列在底下，希望有助於接下來的討論：

小seminar的時間與地點應該固定

雖然每次來的人都差不多，但是說不定曾經有人因為我們遲到或改地點而錯過，我想這是我們需要反省的地方。對此，我覺得目前將時間改在星期五下午，是一個很好的做法，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比較方便參加。文勇建議，將時間定在下午一點到兩點五十，這樣休息及吃飯時間較充裕，但相對地討論時間變得較短，需要報告人掌握主題及時間。

而地點應定在像430教室那樣比較有公開性（或其他較公開性的地方），在研究室裡感覺比較像小團體（雖然團體真的不大）。

避免遲到

由於這是一個對外開放的聚會，所以遲到將會對希望有更多人的參與產生負面影響。

一月一主題

由於《自然的經濟體系》的閱讀即將進入尾聲，從某個角度來看，讀書會的主題也就可以更靈活，是不是我們可以一個月定一個主題，然後就一本書的一個章節，也許花兩到三個禮拜來討論，當然也可以就同一個主題，補充相關資料，然後有一個禮拜是來分享彼此的研究，這時候就可以比較輕鬆，甚至可以加入想討論的議題。而每個月的主題可以由一個人或兩個人來認養，這樣的認養包括：可以補充相關的資料、導讀，以及負責想有趣的、可以提出的議題等等。

而這樣的主題應該以同學們彼此的研究作為基調，才不會造成太多的負擔。此外，每個主題也可以邀請老師來參與討論，讓讀書會更有號召力與增加討論的深度與可能性。

改善討論態度與氣氛

文勇提到，當我們在進行討論時，除了是讓陳述者學習說話，傾聽者也必須要學習問問題及培養耐心，以引導陳述者講出整體概念，再從整體概念下問其中關鍵的問題或定義。定義很重要，但流於因無法「說明清楚定義」為前提而妨礙討論、甚至是結論，讓人覺得不妥…。就像海德格所說的：我們已然在這個世界。我們是在已經對世界有所理解下，來詮釋我們的理解，詮釋不足不能否定理解，亦不能否定以此為前提的論述－雖然這常流於詮釋不完整的藉口。

對此，我認為如果我們未來的討論是有文本的，那麼應該可以先提出文本裡的關鍵字，然後去查詢它的定義，就像之前在讀《自然的經濟體系》時一樣，比較可以避免因為「定義問題」而撞牆跌倒的問題。

報告品質的提升

報告內容應盡量完備，雖然不應該太苛求，但報告者也需要自我要求。

討論的延續性

我們的討論，也往往沒有後續、沒有記錄和累積，以致於「說不定」我們有一些重複討論的內容，而沒有進展。此外，對於沒有來參加的人，也難以了解我們到底在討論什麼。但是對於要如何累積－甚至做會議記錄，目前都還是問題。

陪伴的準備

睿怡提到，我們可以從「陪伴」當中創造討論與參與的契機。這樣的「陪伴」意味著在各種時候都準備好、或能夠製造許多與人討論的契機，願意傾聽別人的問題，其實就是在製造討論的氣氛、學習如何進行一個好的討論。

blog內容的豐富與提升

文勇提到，目前小seminar的blog內容不多，也不多樣，但這其實是間接吸引他人對讀書會感興趣的方法之一。

■最後附上本次戶外活動的歡樂照，在看這張照片的時候讓我想起小時候看過的卡通：「糊塗魔術師（ハクション大魔王）」的魔壺，科科科…。

＊以上照片由讀書會成員拍攝，但究竟哪張是誰拍的，本人真的搞不太清楚…。

<隨筆>如果我可以努力一點…

如果就我個人來說，小seminar運作至今、還能夠有這麼多夥伴一起討論，我的心裡其實是很滿足的。那是因為我原本並不期待什麼教學相長、並肩作戰－即便在進來研究所之前曾經有過這樣的想法，但我始終都作好單兵作戰的準備－因為，讀書與研究好像本來就是自己的事情，沒有別人可以代勞的。

但我沒有想到的是，許多人一起討論的時候，自己能夠得到之前沒有想過的觀點、未曾聽過的想法，同時發現自己的想法其實不夠整全－即便如此，小seminar裡還是有人願意聽自己亂講話，而這其實也是一個訓練自己表達能力的機會。

但是，但是如果是從生態所的角度來看小seminar，我是絕對不滿足的。因為所裡進行討論、對話與共同學習的風氣並不令人滿意。以生態學百年來的發展為鑑，我們是多麼地需要一起閱讀、討論，並彼此批判和學習！生態學沒有辦法閉門造車，保護環境更是！然而，我卻可能也難以說服兩年前的自己，原來生態學的學習領域是這麼地龐大而複雜，原來我們是這麼地需要去了解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內涵，若非如此，我們可能很難釐清出一條正確的道路，去說服人們要保護地球，甚至是說服自己。

我相信全台灣沒有一個系所是如此大膽卻正確地將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放在一起，進行生態學的教育，這機會過去不曾有過，未來也不一定會有。在這樣的學習環境裡，充滿了各種討論的契機，然而，我們卻也可能仍舊以過去學習的方式、慣習，來面對這樣的環境。我在這三年的摸索裡，越來越發現生態學的深不可測－它真的是深不可測，從自然科學、社會學、倫理學到神學，都與生態學息息相關，它真的讓我們看到何謂「知識大融通」，也非常可能讓人「畢不了業」－因為它讓我們的成見破了個洞，以致於會真正地見識到何謂學無止境。

只是，當初陳玉峯老師那「畢不了業」的看見，之於我們總有無法避免的延遲。我心裡焦急，不希望生態所裡的學生有可能像我一樣遲鈍、要等到三年級才感覺到生態學的廣博，與自己的渺小；不希望意識到討論的重要時，卻找不到意氣相投的同儕進行討論；不希望孕育台灣生態學研究的契機，就在畢業壓力的緊張催促中流失。我愛台灣，我也由衷地希望台灣能夠往一個好的方向前進，但是，我可能不懂什麼是愛，也難以釐清什麼是好，這都需要學習與思辨，我心裡焦急－即便我知道凡事都得忍耐與等待，但昨日是樂生、今日是蘇花高、明日又會是什麼？

我心裡不夠堅強，事實上更常常軟弱，自然裡的生命分分秒秒地因為人類的罪惡而犧牲，我們該用什麼樣的姿態與想法面對？當台灣的環保還停留在「舉手之勞」，當台灣的環保署還停留在1987年以前的衛生署環境保護局、或者是「經濟部環保署」的思惟裡，回想起來，有時不僅是氣它們顢頇天真，反倒應該氣自己無能。

啊，如果我可以努力一點，也許我們會有更多的能力與契機進行討論，也許我們就能造成小小的影響與改變。事實上，小seminar不過只是一個概念的具體化與初步的嘗試，而那概念其實是我們所缺乏的積極學習、思考與對話。我從來不曾看輕生態所的地位，其實我是非常的看重它，因為深層的改變要從教育開始，而教育要從教育自己開始，如今平台與基礎已經有了，那麼接下來呢？

學術研究的意義

回應品潔：

你引的陳正祥這段話，「一切學的學術界都是人為的，所以我們不必斤斤計較學科的定義，也不必限制學者的研究範圍，或排斥他人的見解。時代的需要與個人的志趣，應為知識或科學自然發展最佳的領導。如果我們再繼續爭辯地理學的定義或研究範圍，真是無謂的浪費」。

這句話我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學術都是人為」這是廢話，並且也不是因為學術都是人為，我們就不需要斤斤計較學科的定義。就是因為學術都是人為，並且他是持以一種特殊的「人為的視角」在研究 ，企圖去認識世界的普遍真理，我們才要嚴謹而認真的看待這種「人為」。

每一種「學科」都是有其學術傳統的，持有特定認識世界的方法與角度，他存在悠長的歷史，並不斷有學者認同、批判、進退更迭來促成一個學門的發展。這樣學門的發展也不一定就會限制「研究領域」，他可能減縮也可能拓展他的「研究領域」，可能有新興的學門從他之中發展，並且研究觀點或方法特殊到另立一個學門。但是，這一個獨立的新興學門，一來無法否定傳統學門給他的影響；二來他也必定是對傳統學門有一定的瞭解 ，才會覺得這樣的視角不足以為讓他去探求真理的工具，他才提出批判與改進。這可能促成這一個傳統學門的大變革，也可能促成另立門戶新學門的興起，但是前提必然是對於傳統的學門深刻理解，他所反省提出的革新、創見，其有效性才成其可能。

我不懂這位陳先生既然「不需要斤斤計較學科的定義」那他何必堅持要做學術研究？每一門學術研究都有接受其學科訓練的嚴謹性，沒有接受學門訓練 ，充其量只能作作門外的泛泛之論，並且一個學術研究者即便他企圖提出一個新學門，他對他要推翻的傳統學門沒有瞭解 ，這種無著力點的推翻或革命是不可能的。段義孚如何能是「人文主義地理學」的開山祖師？他也是從一個扎實的實證主義的空間地理科學訓練中成長起來的，因而感到空間地理科學所言之空間認識之蒼白貧乏，他理解這門學科對世界認識的不足與限制，才從而提出與之切入視角不同的人文地理學。而他在發展這種觀點視角時，他需要借用諸多人類學、空間地理學、社會學、心理學、生物學、哲學、現象學的研究資料與方法，因為這樣「人文地理學」就是跨領域學科嗎？不，我們可以從他的發展歷史看得很清楚，他是自成一個新興學門。需要藉助許多學科的研究資料、或研究方法不代表就是跨領域的整合，而是一種幫助他成就一個新學門的研究方法、另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他是在學門間在探詢出一個新學門、一個新的切入視角、一個旁人還未使用過的新眼光來認識世界。

我們在視力有問題時，需要尋求眼科醫生的幫助，我們是作完驗光、量完近視度數就立刻據此配一副新眼鏡嗎？不是，我們還是需要在當場試帶各種相近度數的鏡片來測試和調整，以求出一個最適合我們的度數的眼鏡，即便新眼鏡配好交到我們手上開始使用了，還是有可能會有不適應、看不清楚、頭暈等等現象，我們就必須再繼續去尋求一副最適合我們的眼鏡。我認為一個研究者在選擇他要進入的學門，就像在尋求一副能讓他清楚地看世界的眼鏡。但是以一個人或一個學門的認識能力、觀看視野，總是片面的、部分的而無法是整全的。人如此渺小，認識世界如何可能？ 除非透過其他人，與其他人的資訊、思想上的交流溝通，人的認識可以不斷的被拓展。

我認為學門間的狀況就可以類比於個人的認識世界。跨領域應增進的是是學門與學門間的交流溝通 ，每個研究者應當自我意識到研究是一種嚴謹的認識世界、尋求真理的方式，當他這樣的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研究者的責任時，他就應該跨出學門去和其他學門作深入而基本的思想的討論和溝通 。跨領域是一種尋求對於各學門相互分有的共通思想的聯繫與討論，也就是說使各學門的片面研究能藉由一個趨向真理的世界觀聯合起來，形成一個趨向真理的對世界的認識，這樣的「跨領域」整合決不是單一個學門所能承擔的，而是所有學門持續的溝通和合作。

我同意陳先生說「不必限制學者的研究範圍，或排斥他人的見解。」因為研究者本來就不應當劃地自限。但是，「如果我們再繼續爭辯地理學的定義或研究範圍，真是無謂的浪費」不不不，這種爭辯不會是浪費，只要爭辯者是以一種企圖去瞭解和廓清認識的前提去爭辯。沒有對傳統的認識，就沒有開創新路的可能。

以上是我對陳先生這句話的批判，不過我不大認識他，不曉得他說這種話的脈絡是什麼？

「跨領域」的迷思

這是昨天我在品潔的報告中提出的疑問，並且也是最近我一直在反省的事情，因為生態系很慣常的說生態學是一門「跨領域」的學門。我們就很慣習的認為自己的研究都是所謂的「跨領域」研究，這不只是品潔的想法，我以前其實也有同樣的想法。

但是我最近越反省就越覺得，真正的要做「跨領域」研究者，就必須對他所跨的學門有深刻的認識和鑽研，因為他要做「跨領域」研究，必然是要提出他所要跨越的這數個學門所無法提供的研究視角，如若他對這些學門的學術傳統、研究方法、思考模式沒有一定程度上的了解，即便他提出一個他自認是「跨領域」的研究觀點，如若他的切入視角沒有特殊到自成一個典範，而其實只是和某個學門之下的某個支派的研究方法沒有兩樣、換湯不換藥，那他的「跨領域研究」就既不會被學術界承認 ，並且在實質上也不是一個真正的「跨領域」研究。

而且，我越來越不喜歡「跨領域」這個名稱的濫用。一來，實際上這樣子提出新的研究視角也不是「跨領域」，我到覺得不如說是一種新學門的發生，在看世界、研究世界的方式上多了一個新視角、新觀點，或說多了一種「分工」。分工趨細沒什麼不好，因為分工其實都是預設了整合，只是研究者自身或他的學術傳統有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而已。一個鑽研於精細專門的研究者，可以提供他的視角內可視部分，準確地對事物的描摩和廓清，而若他也同時清楚自己的研究視角，在整個對於世界的認識中是佔有在什麼樣的位置，他的研究的基礎思考不會侷限在學門內僵化的典範模式中（例如演化論之於生物科學研究）。他的研究反省可以更深刻，他的鑽研也能理得更清楚，因為他知道自己的研究在整個世界認識中的位置，他就不會輕易跟從僵化的學門傳統，他的世界觀若趨向真理，他的研究必然會跟隨趨向真理的脈絡而更具真理性。

二來，有些說自己在做「跨領域」的研究者，常常因為不同學門的研究對象具有同一性，當他涉入對同一個對象做研究，而他的研究方法又不太同於這些傳統學門（但常常要藉助從這些被跨學門中的許多知識），誤以為這就是所謂的「跨領域」的研究。這常常是「新領域」研究的肇端 ，但完全說不上是「跨領域」的研究。舉例來說，我對同一棵樹，可以做植物分類學、植物型態、植物生理學等等的各種研究，但若我要做一種不同於這些傳統學門但仍需要分類學、型態學、生理學知識的「植物生態學」的研究，那是不是植物生態學就是綜跨上述這些學門的「跨領域」研究呢？不是，並不是，生態學確實需要這些學門提供的知識，但是它的研究方向是對這棵樹另一個面向的瞭解和鑽研，它是一種新的看「同一棵樹」的方式和角度，所以與其說「跨領域」研究，不如說是「新領域」的拓展。

「跨領域」、「學門整合」是要整合什麼？不是把所有的學門都兜在一起就叫整合，「整合」是整合「研究者」的思考，讓不同學門的研究者間有交流、溝通、討論，使得那個最基礎的思考模式（世界觀、形上學思考）藉由學門間不斷的溝通、討論而能趨向真理。並且要說真的「跨領域」，其實哲學從古至今都是學問之王，這個「跨領域」的頭銜當之無愧。但是與其肆意高舉「跨領域」的主張，不如實質上的多多增進不同領域研究者間的交流溝通吧！學門間的不相聞問和習慣性的互相漠視，已是長久以來為人詬病的積習。多一點瞭解、多一點溝通討論，畢竟彼此都是在世界中以一種追求真理的學術研究者的身份在做研究，相互的瞭解與討論最根本的問題、世界觀、形上學思考，這才是「跨領域」或說「整合領域」的真正精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