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莓>一個參與台中靜坐活動的個人觀察

被迫終止的激情

■11月10日晚間台中靜坐活動現場。photo by greenlost

當學生在行政院前靜坐到了隔日時，我開始透過網路直播了解現場的情況－當然也包括了學生陸續被抓上警備車、靜坐場地移動到自由廣場前的經過。我必須說，這是一件可喜的事，因為陳雲林來台灣與馬政府屈意奉承的爛戲演了這麼久，總算有人出手掀翻了共同演出爛戲的兩造所期盼的「邪惡公主與無能王子的Happy Ending」，否則，我以為這爛戲必定化為諸多新聞媒體極盡美言的羅曼史，然後接著就要拱著「兩隻無辜離開故鄉、無奈得在眾人面前表演的動物」來台的「喜訊」，讓台灣人民充分感受到中國政府的善意，而淡忘那瞄準著自己的飛彈、毒奶和在國際上的打壓。

學生們的靜坐活動攪和了政府與諸多新聞媒體的美夢，以致於當許多在網路上的「前輩」或許是善意、或許是倚老賣老地勸說學生應該認清社會運動的現實與殘酷時，我倒以為學生們已經完成了一個不可思議的任務－哪怕諸多新聞媒體繼續以冷言調侃這些在冷雨冷風裡的學生，但這個阻斷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靜坐活動的限制

■11月09日晚間台中靜坐活動現場。photo by greenlost

但我或許也知道，能夠在靜坐的隊伍裡完成的事情真的很有限，以致於身邊響起「一起去靜坐」的催促與提醒時，當時自己並沒有那麼大的興趣參與其中。

若有人說要在隊伍中形成什麼樣的論述，很抱歉，我並沒有那麼樣的樂觀，我或許要說，在沒有好好閱讀專門書籍或有能人扮演抽高引導的角色的情況下，我真的不認為在一個人群流動頻繁的靜坐現場裡，我們能夠對權利、自由、人權、正義能有什麼樣特殊的見解；講得白一些，有讀書與沒讀書常常就是一翻兩瞪眼的事情，不然請試著論述何謂人權？何謂自由？…在缺乏認識的情況底下，我們－至少是對我來說－能形塑的真的很有限。

至於，若有人說要在隊伍中形成什麼樣的報導，很遺憾的是，礙於資源有限－以有形的來說，是電源、燈光、網路與一個合適的位置；以無形的來說，是網路訊息、新聞資料庫等參考資料－於是我們可能很難做出什麼樣兼具內容、批判與回應的現場報導，我以為，像這樣的事情往往得仰賴一群坐在有網路的電腦前的支援者來負責。同樣的，網路串連、撰文支持、以書籤網站或影音多媒體來進行串連和呈現這都有賴許多熬夜灑熱血的宅男宅女來幫忙，他們沒到靜坐現場卻依然扮演了重要角色。

靜坐隊伍的不可取代的意義

那麼，靜坐的隊伍究竟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呢？從某個角度來看，靜坐隊伍其實是無能的，因為他們必須－也只能－固守在現場，甚至熱情民眾的踴躍捐輸與遠道而來的幫忙打點都讓他們顯得更無能了。但他們卻又是有能的，他們扮演了無可取代的意志－那意志是背負著課業與論文的壓力、不認同的家人眼光的壓力、路過民眾的叫罵、稀稀落落的媒體報導與媒體奚落、民意代表的輕蔑指責或指導、總是對不到焦的政府官員回應…，以及疲憊的身體。

這其實比較像是一個靜靜地承擔的角色，而不是在某些想像裡的、那種激情而浪漫的運動者角色，這其實就是無可取代的意志展現。

反被烏賊媒體限制了的運動訴求

■美麗島事件的經驗或許總是能夠提醒我們身在這個世界的種種無奈，然而，我們真要因此妥協嗎？圖片翻攝自宜蘭慈林基金會。

但必須要批評的是，這運動在諸多劣質媒體的包圍之下，其訴求竟然也受到劣質媒體的限制，以致於總擔心被抹綠、抹藍。事實上，爭取保障基本人權這件事本來就是超越藍綠的－無論這藍綠指的是政黨或是統獨，而劣質媒體會為學生貼標籤這件事其實也往往與學生本身行止無關，而總是根據媒體自身的政治傾向來硬扣帽子、亂塗顏色。

像這樣的經驗早在保存樂生運動的過程中即反覆上演，以致於無論學生們欲透過什麼樣的措施和說法來讓自己「保持純潔」其實可能都是無濟於事的，而充其量只能讓置身其中的學生們深刻地感受到「嘴是長在別人臉上」的事實罷了。

若因為媒體而噤聲，這無疑是因噎廢食了。老實說，我們並無法保證這樣的退讓就能換得集遊惡法的修正，這樣的退讓反倒可能使得媒體看到了弱點，而開始翻箱倒櫃地搜索任何一點點綠色的、獨立的、曾經支持陳水扁等被「未審先判」的「惡徒」的痕跡，接著開始在新聞節目裡盡情暗示。相對的，我們應該知道這一種抹藍抹綠的步數對許多人來說是非常有效的，他們幾乎是不允許自己所支持的對象與政黨受到一點點傷害與批評的，於是他們將非常相信學生們是受到特定政黨與政治人物的蠱惑、煽動，在陳雲林來台事件是如此，在樂生事件中亦然。倘若現實就是那麼樣地令人沮喪，那麼今日的妥協與退讓又有什麼意義呢？

也許，最好的是…

也許，也許我們最好的做法是誠實，也許我們最正確的姿態是追求正義，哪怕別人總要抹黑我們，但只要堅持正義就理直氣壯。我會這麼說－這在某些人眼裡或許是過於天真幼稚－背後當然有我自己的理由，在參與台中靜坐的第一個晚上，我在得來不易的昏暗燈光下讀著潘霍華的《追隨基督》，在這本書裡所闡揚的道德姿態，是不以人類自身為目的的目的論、而是以基督的呼召為命令的義務論，以致於我們之所以要堅持道德、堅持正義，不是因為企望創造一個美好的人類社會，而是因為道德與正義就是基督的命令；不是因為要追求一種更好的生活，反倒要認識到堅持道德正義的結果往往是被眾人嫌棄、厭惡和死亡。

這樣的說法怎能不令人反感呢？這種信仰有誰要信呢？但對我個人來說，倘若不是如此，我不知道該從何在這反覆又反覆的無奈裡得到安慰與指引，並不至於在反覆的挫折中變得虛無。是誰能教我們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敗裡再站起來呢？我以為那絕對不是「對於成功的渴望」－因為那渴望必定要被消磨，它應是對真理的信心－是的，真理在此是不被駁倒的前提，困難的是我們對真理究竟抱持著多大的信心。

從以現世為目的的目的論來看，鄭南榕既是死了也失敗了；但在另一個意義上，鄭南榕正因為死了所以活著，並且因他的死，而更凸顯了他的成功，因為他的死要在令人氣餒的現世繼續被人們所記得，他跟隨著真理的步伐而將自己推向死亡而戰勝死亡，於是他憑著他的死亡與信心而成功了。回頭看看在野草莓運動裡的學生們，或許我們最應該也最能夠做出區隔的便是追求真理的姿態，這絕不是因為拒絕藍綠所以讓我們變得純潔，而是因為追求真理使然。